相思林事件

三月學運中的東海

三月學運發生後，16日晚上，東海大學人間工作坊、大度山社、東風社及長青團契等即會商要有抗議行動，並接到由台北傳來廣場靜坐的消息。並預定在19日於校內舉行「抗議國大惡行說明會」。

17日下午東海第一批學生抵達廣場支援靜坐，人間工作坊等社團成立「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次日，東海大學前往廣場參與靜坐的人數持續增加，人數最多時據說有200多人。

19日，東海大學行政會議擬定了一份東海大學師生的聯合聲明，由梅可望校長對外發表，對學生在廣場靜坐的行動表示支持。「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於校內舉辦「共赴國難說明會」，有400多名學生參加。同時各社團幹部開始陸續北上支援。

當天上午10點50分，東海社研所學生方孝鼎，於廣場上宣佈絕食，並發表絕食聲明，要求李登輝與李煥在21日凌晨前達答覆廣場的四大聲明。該項聲明獲得九個人的聯署，並在短短三天內擴大成有六十人參與的龐大絕食團。

20日，「東海學生自主聯盟」於信箱間前舉辦「中正紀念堂廣場報導說明會」，由廣場回校的學生親自報告，當場東海學生蕭武昌、羅裕欽兩位學生宣布在校內絕食，與廣場同學同進退，之後聯盟改採快訊方式向校內報導廣場動態，並負責照料廣場上的學生。

根據東海校方的記載，東海學生在三月學運中表現突出。動員人數龐大，約佔廣場學生總數十分之一，僅次於台大，同時校內也有持續不斷的演講、絕食、海報抗議及肥皂箱等活動持續不斷（東海風：109）。

在「三月學運」結束三個月後，由於梅可望校長以「交互贈與」方式，將相思林地賣給郵政總局，產生了東海校內第一宗的遊行抗議事件--「相思林事件」。

怒吼的東海人

1990年6月14日，東海學生發現郵政總局僱請的工人和怪手，正在砍伐校內從別墅旋轉門、沿著圍牆綿延至中港路的一大片相思林地。翌日，環生社立即張貼巨幅抗議海報，呼籲同學支援搶救相思林，並連夜在遭到摧殘的相思林地圍上抗議布條。其後數日校內「海報長城」86馬上被大量的護林海報佔領，搶救、抗議的字眼充塞在校園各個角落。

6月16日，環生社公佈一份由內政部簽發的公文副本，文中明確指出，東海校方以二千坪校地「贈與」郵政總局，作為興建國際水陸郵政轉運中心之用，該局則「贈與」東海新台幣四千萬元興建大禮堂（即東海的「中正紀念堂」）。

同時由環生社、野鳥社、食科系、生物系數名同學，發起組成「搶救相思林聯盟」。原本計畫於次日（17日）畢業典禮時於校內發動遊行，然因校內聯繫不夠以及校方揚言只要遊行便記大過，因此取消。

然而學生搶救相思林的行動並未因此而中止，18日晚間「搶救相思林聯盟」在學生宿舍展開連署行動，並計畫在19日中午於信箱間前廣場舉辦說明會，另外有社會系四年級學生，發起在校內舉行「搶救相思林大遊行」，獲得聯盟的支持。

19日當天上午，東海大學校方召開行政會議，梅可望校長於會議中報告：

本校最西邊靠近「東海別墅」一塊土地，約兩千坪，郵政總局於六十八年來函，要求本校提供，以便在該處土地上興建「台灣中部水陸郵件轉運中心」，此事與本校洽商，復由該局呈交通部轉商教育部，轉奉行政院核准，並經本校董事會同意，以互贈方式，由郵政總局贈本校新台幣四千萬元興建圖書館，本校則贈前述地點兩千坪土地給郵政總局興建「郵件轉運中心」（東行，民79.6.19）

面對校內學生的反彈，梅可望徵詢行政會議出席人員的意見，究竟應如何辦理？最後做成決議：

1.要求郵政總局同意東海收回該塊土地，由東海分期償還郵政總局贈與學校的之經費及利息。

2.如郵政總局無法同意東海收回土地，則未來關於「郵件轉運中心」之興建、工程內容，必須先與東海磋商。

3.在未獲致共識前，請郵政總局先停止砍伐相思林地。並推派訓導長劉渝生等八人，向校內外宣布此三點決議，並在中午學生舉辦的說明會上代表發言。

中午在信箱間聚集了約三百多位同學，頭綁白布條，表示護林的決心。現場由環生社、生物系及食科系同學揭露學校自1976年至今，處理相思林地的經過。訓導長劉渝生到現場報告行政會議決議，並向學生保證，校方必定盡一切力量「贖回」相思林地，但由於未提出具體的收回方式及承諾，反而堅定了學生發起遊行的必要。現場學生情緒高亢，於當場進行捐款及連署活動，以集資購買各大媒體頭版廣告，喚起校友關注、支持護林行動。學生並決定翌日中午12：00在校長室前集合，要求梅校長出面公開說明。

當天晚上決定發動遊行的社會系學生以及部分「搶救相思林聯盟」的社團，舉行遊行籌備會，擬定「620行動宣言」，決議由社研所學生侯念祖擔任遊行總指揮。

6月20日清晨，梅可望校長發佈公告，說明當初准予郵政總局使用相思林地的原因，以及校方對於此事的因應措施，但是仍未能阻止學生的行動。當天上午11點，近二百名學生頭綁綠色布條，由圖書館出發，沿文理大道前進。隊伍由數名手持標語及被砍死的相思林樹幹的同學前導，並沿路向各學院的同學喊話，一時「收回相思林」的怒吼，響澈東海校園。遊行隊伍行至校長室前，由侯念祖宣讀「620行動宣言」的五大訴求：

（1）公開道歉出賣相思林地的決策過程，並追究責任。

（2）公布學校動產與不動產狀況。

（3）列出相思林地收回時間表與方式，並植回同等樹齡的樹木。

（4）重大校務決策應舉辦公廳會。

（5）因應校務長遠發展，由師生組成具公信力的規劃委員會規劃。

梅可望校長在現場對於學生訴求，除第一點「公開道歉」持保留態度以外，其餘四個訴求均表示答應。然而在遊行宣布解散後，梅可望卻當場指責侯念祖：「違反倫理，應痛加檢討！」，當天下午總教官並電告四位參與遊行的社團幹部學生的家長，要求到校會談，後經學生抗議才不了了之。

6月22日，校方指派參與遊行的「人間工作坊」三名社團幹部以及侯念祖等九名師生代表，北上至郵政總局洽談相思林地處理事宜。討論結果，郵政總局與校方協議暫緩施工兩年、以地易地。但在場學生代表則強烈要求，絕對不能施工，不能用其他校地交換相思林地。並表示任何協議需與在校同學磋商，不能在當場決定。由於整個討論過程中梅可望校長並未出席，人間工作坊懷疑這個協議其實乃是校長事前和郵政總局局長磋商而得的共識。

6月23日，東海大學校友會召開代表大會，會中強烈要求東海校方收回校地。

6月25日，梅可望校長要求侯念祖對於遊行一事提出解釋，訓導長則要求侯念祖張貼海報公開道歉，但侯念祖表示無法以他個人名義做出任何說明。

7月9日，東海大學「訓育委員會」委派「五人小組」研討懲處事宜，決定由侯念祖繳交「相思林報告書」一份，若拒繳報告書，則送交訓育委員會議處。

7月上旬，校友會與梅校長會議，嚴重關切校方出賣校產一事，並針對校內傳聞，質問校長是否將對參與遊行學生「秋後算帳」，梅可望校長當場否認有此事。當天校友會會議並提議成立「校務發展委員會」，學校當局、校友會、董事會各派代表參加，並在月底會議形成決議。

7月30日，由當時擔任立委的東海校友林正杰居中斡旋，以及其他校友江銘鍾、阮大年、吳文建等大力協助，會同梅可望校長與交通部長張建邦、郵政總局局長夏荷生商討取回校地之事，決定由東海向台糖購買土地來交換原本「贈與」郵政總局的相思林地，夏荷生局長也承諾三年內暫停施工。

8月，梅可望校長頻頻向社會系高承恕主任施壓，要求高老師迅速向侯念祖拿報告書，但侯念祖堅守不妥協立場，認為這是無理的要求，不肯屈服。

8月13日，人間工作坊社團幹部會同侯念祖，邀請梅校長、劉訓導長、高老師及校友代表一同便餐。會後針對相思林事件，學生主動與校方溝通，痛陳愛校護林的立場與對懲處案的不滿。並因意見相左而和梅可望校長產生激烈爭辯。

8月25日，東海校方召開「訓育委員會」，劉渝生訓導長表示不會處分侯念祖及遊行學生，但要求同學對於「620行動宣言」之強烈措辭，對校園倫理所造成的傷害痛切反省。

10月5日訓育委員會以公文形式，將對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的獎懲結果，送交訓育委員會委員及侯念祖、陳政亮、史哲、郭紀舟等四人。公文中表示：

本校社研所學生侯念祖、資訊系學生史哲、歷史系學生郭紀舟、陳政亮等，於本（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在文理大道，率眾遊行，嚴重違反校規，有損校譽，應予嚴厲糾正；並交由該生等之師長嚴正開導，務盼徹底反省，改正錯誤，永不再犯（《人間》第3期：2）

對於這種「不判刑的判決」，侯念祖等四人表示無法接受：

如果參與支持相思林遊行是如此罪大惡極的的話，那又何必在6月22日第一次與郵政總局談判時要選我們四人為學生代表？（同上）

認為遊行時所抗議的校方專斷、父權的心態，在判決書中表露無疑。並對校方這種別有用心，可能是秋後算帳的序幕的開刀方式，表示絕不會退縮。

為甚麼是相思林？

「相思林事件」是東海學生運動史的里程碑，對後來整個東海校園的空間運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如同上一章所述，在這之前還發生過「約農河加蓋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以及東潮用地下刊物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但是都未能促成類似「相思林事件」這樣巨大的行動規模和對校園的影響力。

為何「相思林事件」會產生這樣巨大的運動能量？其中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三月學運後的社會情境與氣氛

從資源動員論的角度來看，自東潮分化、地上化之後，校園環境逐漸開放，學生挑戰校園威權的風險大為降低。加上「三月學運」充分樹立了學生運動的正當性，肯定學生取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必要性，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了校內學生的行動。因此相較於之前的校園空間運動事件，學生會在「相思林事件」中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其實並不意外。

另一方面從校方應對學生行動的態度，也可以看出社會氣氛的轉變。在「東潮時期」嚴厲抨擊學生行動的梅可望校長，面對校內對「出賣」相思林的反彈聲浪，不是明快直截的壓制，反而先徵詢行政會議意見，討論應如何辦理，還要求訓導長至學生公聽會上說明。從「搶救相思林行動聯盟」組成之初，東海校方就對學生遊行一事採取否定的態度。

但當學生再次集結，決定繼續進行遊行，校方卻未馬上祭出校規，反而梅可望校長還在校長室前等候學生。雖然事後證明校方對待遊行的態度是「前恭後踞」、「先君子，後小人」，但是這種精細拿捏進退分寸，以免事態擴大的行政管理手段，顯現了對待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態度的轉變，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模糊的空間，間接地鼓勵了學生的行動。

2.外敵入侵與背叛者的想像

筆者認為整個「相思林事件」的文化邏輯，和當年梅可望校長領導的「電鍍廠事件」其實是很近似的，兩者都奠基在一個界線分明的共同體想像上，學生們對校地分割、出賣給郵政總局的憤怒，和對電鍍廠可能帶來的污染的恐懼，在情感上都出於對侵入共同體的外力的強烈拒斥。這個「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起源於1970年代的「未竟的探討」，而梅可望擔任校長後，又試圖強化這個共同體想像。雖然在很多老東海人看來，梅可望校長帶領東海走向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路。

但和「電鍍廠事件」不同的是，「相思林事件」多了一層對共同體背叛者的聲討。在共同體想像樹立的內/外、自我/他人的界限中，逾越界限的背叛者是會引起強烈的恐懼和憤怒的。在「東潮時期」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團結和諧方案」中，就可以看出類似情緒動力的運用。而在「相思林事件」中這樣的動力則指向領導全校的梅可望校長，則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更是強烈。共同體想像的情感除了刺激學生的行動基進化之外，同時也把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拉進事件過程中--東海校友。

3.校內多元團體的聯合與校友的聲援

前一章中曾經提到，東潮的分化與地上化，意味東海校內學生運動由草莽的單打獨鬥走向多元的連結，這可從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團體包括了：人間、環生社、生物系、社會系、野鳥社等各種不同性質的團體看得出來。參與團體的多元化使得資訊的傳遞更快速，論述內容更深化，群眾動員的規模也更龐大。

尤其在「相思林事件」中，學生運動還取得了校友的支持，增加了學生行動的正當性，同時也對校方和郵政總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很快的使事件上升到媒體全國版的地位。因此東海校方雖然否定學生遊行的行動以及「620行動宣言」中的強烈措辭，但又委派領導遊行學生代表學校北上和郵政總局談判，充分顯現了面對學生和校友連結的力量的兩難。

4.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餘波

最後，我們必須考量到在「相思林事件」之前，1987-1989年間的「新宗教中心」事件的影響。這可從發起遊行的社會四學生，於行動結束後發表的〈紛亂的告白〉一文中得出來：

6月18日，我們一群女人有個小聚會，一如往昔的，沈浸在笑鬧歡樂聲中，有人起個頭，談及相思林遭砍伐一事，我們疑惑、心慟、氣憤，然而我們覺得無力，無力為此事有任何置喙的餘地。來東海三年，校園每每在我們驚疑中起了變化，新宗教中心在抗議聲中於暑假動工的經驗，況且三天後就要期末考了，勢必將眼睜睜看到這件事的發生，再也按捺不住，決定對此事做強烈的反應，不然一切將太遲，我們是多麼懼怕新宗教中心類似事件不斷重演！

（搶救相思林遊行發起人，1990）

如同前一章所述，由於「新宗教中心事件」而起的爭執並未隨著建物動工而落幕，反而製造了學生對校方工程建設的不信任，以及對校方利用寒暑假動工「強渡關山」的提防。而學生發現相思林被砍伐時正在期末考前一週，緊接著就是無法進行任何動員的考試期間和暑假。「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陰影，加上期末考前的時間壓力，使得學生的行動快速地基進化，促成了東海校史上第一宗校內抗議遊行活動。

一個最不適宜學生行動的時間點，促成學生最基進的行動，這樣弔詭的結果在九年後的「118事件」再度重演，而事件發生地點一樣是在相思林。

相思林事件的歷史意義

1.東海學生運動的象徵

如果說「自由之愛」是台大學運傳統的里程碑與象徵的話（鄧丕雲，1993：77），那麼「相思林事件」就是東海學運傳統的標誌，是東海學生運動的里程碑。「相思林事件」的參與者侯念祖，曾在一篇訪問中充分說明了「相思林事件」所開啟的東海學生運動的特殊性格：

我想相思林事件在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它使東海的學運和其他學校的學運有所區別。在過去學運沒甚麼兩樣，因為早期在校園內、政治上戒嚴時期，在社會上有這樣的鎮壓氣氛仍然存在，在校園內學生的一個矮化，是這樣的情形。

普遍來說，台灣的大學面對的都是這樣的結構性壓抑，所以在當時的學運的性質都很類似，都是在爭取學生的權力，爭取學生參與校務公共事務的權力。

但在相思林事件之後，東海的學運開始有一個不一樣的意義跑出來，使得東海的學運開始具有一些特殊性，主要是在相思林事件發生之後，對於東海的歷史和創校理念的討論開始進來，後來到了第2次、第3次之後這個東西越來越明確，去思考東海之所以為東海，東海做為一個大學，是要一個什麼樣的大學，這個東西開始進來，使東海的學運具有它的特殊的歷史性格。

（侯念祖口述，王嚴鴻、黃雅崎等訪問，1998：213）

「相思林事件」開啟的意義可說是多方面的，首先這是學生首次以行動，正面且成功的挑戰了校園管理者的權威。學生們對學校的決策進行強烈的批判，並由於「交互贈與」暗含的私相授受意味，對在《東海大學校史》中近乎傳奇英雄般的梅可望的地位提出質疑。

其次透過後來校友的響應，以及學生和校友、校方行政人員擔任代表和郵政總局協調「償回校地」事宜，並爭取到暫緩三年施工的承諾。這使得620遊行的性質不能以校方所謂的擾亂校園秩序、破壞校園倫理來界定。連帶的學生對校園空間問題提出意見，採取行動介入的正當性也被確立，引領了後來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生。

最後，「相思林事件」確認了台灣最美麗的大學校園不只是教育、休閒的文化場所，也是校園民主運動的實踐場域。東海學生除了在「海報長城」張貼海報外，還可以在校園內遊行抗議，這在當時除了台大「自由之愛」事件外，幾乎還沒有其他學校的學生做過類似行動。在風雅的東海校園中，東海學生除了讀書、寫字、談情、吹牛和發呆以外，現在又多了一件事情可以做。進取的讀書人的精神開始具體化為批判的行動者的實踐。

2..對梅可望治校方式的批判-

純粹從經濟和物質的層面來看，梅可望不啻為一個優秀的校長。在他手中東海一洗之前數年因為財務困境、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陰霾。大量的社會資源湧入東海，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各項軟硬體建設也依次完成。

梅可望自認為自己的努力讓東海這所教會大學「浴火重生」（梅可望，1998：251），這話雖然聽來有些自吹自擂，然而無可否認的，東海在他手上確實有了一番嶄新的面貌。然而積極推動省府員工進修班、建教合作等教育推廣工作，雖有擴大社會聯繫，增加學校收入的作用，但也帶來了「辦學商業化」的批評。

不斷增加的學生人數，及由此而進行的各項工程建設，改變了校園的風貌，也抵觸了師生對校園景觀的認同感。而「擴大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以及身兼國民黨「中知青校園黨部」主委的身份，更帶來「辦學政治化」的質疑，縱使他在治校期間一直強調「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事實上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就已有人對其治校方針提出批評：1982年暑假，東海應屆畢業生由畢聯會主席領銜，共十九位系代表聯名簽署發表一份給母校的建言，概嘆建校理想的失落（鄧丕雲，1993：16）。

在1989年時，曾為東海大學籌備委員及第一任董事的長老教會黃武東先生，也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梅可望擔任校長以後：

這所提倡自由學風的的基督教大學已與創校原旨背道而馳，和臺灣其他的學校一樣，終也免不了政治污染的命運，把「喊口號」、「升旗」等全搬進校園。「黨化教育」終於侵入東海了（黃武東，1989：224）

梅可望出身中央警察學校情報科的背景，以及在「東潮時期」強烈壓制學生爭取言論自由行動的作為，使得他成為當時反威權的社會氣氛中，威權政治進入東海校園的表徵。而校園景觀認同感所帶起的對於東海創校時期的校風的緬懷，又更加強了對於梅可望代表的政治化、商業化色彩的敵視。

在1977年就任校長之初，即能很快掌握住東海的問題所在並施以針砭的梅可望，在面對80年代末期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巨變的時候，一樣很快的做出反應：建立公聽會、說明會制度、推動成立東海學生會、支持學生參與三月學運…。

但和1977年不一樣的是，此時梅可望本身也是東海校園問題的一部份，在積極推動改革的同時，他也要被改革、被批判，而「相思林事件」正是這個批判的表現之一。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梅可望在東海的聲望遭受嚴重打擊。此後面對學生要求「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88、「綜合大樓事件」（第二次相思林事件）時，他都只能被動的因應學生的批判和質疑，而不復當年壓制東潮時的威勢。

最後在部份校友和學生，抵制他擔任東海董事長的聲浪中，這位擁有雄厚社會資源，曾權傾一時的校長，黯然的離開東海。平心而論，梅可望確實對東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如果說「對偉大團隊的批判，乃是一個偉大城市的象徵」，那麼對偉大校長的批判，就更見證了這所學校的偉大。在「自由以及不斷尋求」的精神指引下，除了路思義教堂之外，所有位於大度山頂上的事物都要接受歷史以及理性的檢討，更何況是一位校長呢？

3.對校園科層/父權管理的批判

在「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梅可望校長以及校方高層不斷在各項會議以及校內刊物上，強調將相思林售予郵政總局的過程完全合法，並出示各項相關文件以示所言不虛。梅可望校長並在行政會議上強調：

這項土地的互贈先後辦理了兩年之久；經過了本校董事會、教育部交通部、內政部、財政部、行院主計處及行政院等七個機關，任何個人都不可能獨斷獨行，也絕不可能隱瞞事實（東行，民79.6.25）

本校校園民主做得不錯，但相思林事件竟未循民主管道溝通，而以非民主行動進行訴求，應切實反省、檢討（東行，民79.9.3）    

確實就各項文獻看來，整個「出賣」相思林的過程都有明文紀錄並符合各項法令規章。但在「相思林事件」中，學生要批判的正是整個程序本身。在「相思林事件」之前，「新宗教中心」的興建也完全符合程序，甚至還舉辦了公聽會、

明會，但是仍然引起學生強烈的情緒反彈，間接促成相思林事件的發生。

正如哈伯瑪斯對60年代歐美新社會運動的分析，社會運動要對抗的正是行政權力和商品經濟對於生活世界的侵擾，「相思林事件」也體現了相同的意義。現存的科層體制運作既然是問題的來源，學生當然更不可能依循校方的「民主

管道」進行溝通。

但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除了科層理性的異化外，又多了一層父權管理的陰影。乍看之下東海校方對率領遊行的學生的處分作為，簡直是前後顛倒、自相矛盾，完全缺乏科層理性運作的一貫性。不過梅可望校長在620遊行結束後脫口而出的：「違反倫理，應痛加檢討！」這句話說出了其中關鍵---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居於法律規章之上的，乃是校園管理者的家父長式權威。

任何對公權力的挑釁，也比不上挑戰賦予師長權威的「校園倫理」來得嚴重。而所有違反法律規章的行為，都可以在默認家父長權威的前提下被寬容。

參與620遊行的學生當然不會就範於這套潛藏的遊戲規則，除了在社團刊物上揭露整個處分過程外，並堅決表示絕不退縮。整個衝突最後就在「務盼徹底反省，改正錯誤，永不再犯」的空洞措辭，以及學生對「秋後算帳」的警戒中收場。

在「相思林事件」之後，一直到「東海希望聯盟」、「第二教學區爭議」，乃至東海上下齊心對抗台中市府聯外道路規劃的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做出荒謬、錯誤決策的一方永遠都在強調：程序完全合法，任何人都不可能獨斷獨行，也不可能隱瞞事實。

 而採取抗議行動的學生，也永遠不會理會這些空洞的措詞和程序。惱羞成怒的校園管理者永遠在指責學生「違反校園倫理」，但種種「違反校園倫理」的文宣、海報、乃至遊行活動也永遠在校園裡持續發生著。

（引自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論文「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史(1987--2005)」，李杰穎，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