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解高教現狀到改變結構 －自腳下踏回我們的東海風

 文◎洛書
（人間工作坊社長）

然上大學前聽過「由你玩四年」這樣的說法，但心目中至少曾也理想地認為，大學至少是個想玩的人可以盡情嘗試，想求知識的人可以盡情徜徉的地方。

但後來才深切體會到，失去精神的大學呈現的並不是選擇的自由，而是各種焦慮的雜燴：高學費造成的就學貸款壓力，使學生讀完四年大學，一出社會便負債幾十萬，但未來卻難以進入具相應工作條件的市場；老師也同樣焦慮著，各種評鑑與論文的壓力使學術工作成為標準製造，而人文性質的科目乏人問津，甚至只能經營成得過且過的涼爽科目，校方也大多以「產學合一」等理由與主流市場無限貼近。如今的大學，揮之不去的夢靨大概便是「大學與補習班到底有什麼不同」吧。

當前的高教環境

以目前大學「財務自主」的情境，大學必須自負盈虧，以至於課程水準必須受成本與市場考量，教育品質與課程提供越來越近似於補習班，「學以致用」立即投入市場的風氣極盛。但當整個社會缺乏，甚至鄙視純粹學理的鑽研，便無法擁有厚實的研究基礎，根本上是竭澤而漁，而「學以求知」風氣的養成，正是大學應該要有，卻被拋棄的職能。

甚至，若以商品化的提供標準觀之，補習班由於資源的集中與純粹商業化，能提供的教學品質與專精程度還高過大學，故有些大學連學以致用都放棄了，僅以點名、實習等行為，複製職場的態度與文化（如東海政治系的「外點制度」，便是刻意加強文化複製的標準範例）。如趙剛老師所說，「將學生規訓為循規蹈矩的工作者」，在這樣的角色下，很多老師甚至只需要點名，連專業課程的教學都不需認真，更遑論治學態度。

反過來，我們對大學卻總有著太多且不切實際的期待，過去上大學是一種加分，現在不上大學卻變成人生的扣分。期待大學是翻身的機會，期待知識分子的培育與領導，直到大學已經不再菁英的現在，大家仍然期待大學可以提供溫飽，一如陳永峰老師所說，升學主義是科舉制度的殘毒，我們應該思考自己上大學的意義──至少必須知道自己所為何事。

把目光拉回東海

肇因於各種條件的轉移，東海校園的共同體早已被拆解為各式科層，在高等教育大環境下持續低迷逐利。雖然東海內部仍然對這樣的方向有著各種檢討聲音－至少在教師之間，並未一面倒地朝市場邁進，仍對大學精神有著些許微弱的反省與討論。

但當規訓的重點轉移，大學成為紀律嚴明的學術工廠，而教師成為跑堂授業員時，連學生的學習對象都無法影響周遭環境…這樣的東海，我們很難想像能有什麼變革。而重新檢視教師在大學結構的位置，則會發現教師是多麼鬱悶的一群，理想與作為不但難以走出教室，甚至也越來越難以在課堂上向學生啟齒。

而當一個校園裡，教育者與受教者的主體性都遭到如此漠視時，這間高等教育機構便將註定或緩或急，但絕對堅定地的朝著市場化的「學店」方向傾斜，感到不安的師生，只能如身在逐漸升溫的水中的青蛙一般，責罵校長、怪罪大環境、要求學生自身反省，卻不知道朝什麼方向前進。

我們身在這樣艱難且複雜的結構中，人間試著以自身的觀察並結合進步論述，提出經濟、文化面的想像與立場，試圖拋磚引玉，希望可以碰出任何新的可能。

我們的大學要長怎樣？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再次回顧一下大學的惡劣現狀：

被迫「財務自主」後，大學得自負盈虧，以至於課程水準必須受成本與市場考量（補習班化），並造成學費高漲，而財務自主源於國家教育經費刪減，教育經費刪減則與稅制不正義有關，目前領薪水度日的受薪階級佔稅收的七成，大企業只需負擔三成左右的稅收，而因此造成國家財政緊縮，但在學費看漲時，企業卻還可以放就學貸款給絕大部分是受薪階級的學生與家長，民眾等於被剝了兩次皮。

而補習班化的大學思維，造成我們對純粹學理的鑽研的輕忽，也因此無法接受培養純學術人才的想法，大學被規訓成向就業服務，缺乏前瞻理想與變革能力，所有人都被迫進入單一的勞動市場被洗刷，企業的底氣更足，繼續在政治經濟上鞏固不公的稅制，國家財政緊縮，大學被迫財務自主…

如果要打破上述的惡性循環，必須打破當前經濟結構與其背後的文化結構。意即，若我們要解除大學運作的物質桎梏時，同時也要破除升學主義與建立起我們這代嶄新的「大學精神」，而這可以透過「公共化」的教育思維（相對於財務自主，完全倒向市場的商品化）來完成。

教育公共化有兩個層面上的意義，第一是大學的實際運作方向應由校園的主體－老師、學生、行政人員共同決定，而非由股東（董事）的企業思維決策，避免大學路線以商品經濟為導向。而校園的主體決定校園的總體事務，也是校園民主的展現。

在這樣的實際運作中，公共參與的精神是最為重要的，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大學生在結構中無所適從的頹廢與被責難，使得過去對大學生的菁英崇拜已近乎瓦解。恰巧透過公共參與的過程，公共化得以體現在學以求知中的「實踐精神」，並在參與的過程中建立校園認同，

所以我們主張，學術是面對社會的，而知識也從不只來自於書本，我們這群「新大學生」也將從公共化的過程中，建立屬於當代的大學精神。

另外，我們也理解到，大學是社會的一部份，要解決大學問題還是要從社會著手，唯有在經濟結構上做出改變，才有可能打開新的局面，畢竟「學以求知」仍需要經濟基礎作為後盾，而以此為志業的學者留在校園，也才更能夠孕育求學風氣，同時，若讀大學的經濟門檻降低、減少可能的階級複製，大學以外的生涯選擇的經社地位才更有提高的可能。

故公共化的第二個層面是大學運作之經費應由政府負擔，乃因大學教育成果由全體社會共享，必須由政府承擔，至少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不能倚賴招生學費。

但由於稅制不正義，故實際運作中，稅制改革必定不可少。如政府是教育受惠者，人民受教育後方有能力賺錢繳稅，故政府提供教育經費，但另一個教育成果最大的使用者，也就是企業，卻享受龐大利益，而僅捐款了事（因為可以節稅）

所以我們主張，應該課徵「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向教育使用者企業在分配完股利股息後的紅利課取合理的比例，當勞資雙方共創了整體財富，資本家本就利得較多，應當負起該有的責任；同時也應課徵「資本利得稅」，以免除「用錢滾錢的資本利得不課稅，勞力辛苦的薪資所得一毛不少」等不正義。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化」的經費雖由政府負擔，站在公有化的基礎上，但公共化蘊含民主參與和透明監督的過程，而公有化僅注重所有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如目前五年五百億等教育經費雖是由政府發出，但缺乏此一過程，所以並非公共化。

一切都需要開始

東海大學是台灣少數仍然談論大學精神的校園，雖然理想主義不再是東海引以為傲的氣氛了，但理想仍遺散在角落，而身在東海的我們，能做什麼？

或許答案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從踏出參與的第一步做起，公共化的改革以民主參與為基礎，仰賴的便是從參與周遭事務做起，舉凡前述之校園民主，或是資源分配問題，甚至是周遭的交通學費打工環境升學，都是我們可以在校園努力的目標。至少，我們應該試著張開眼睛，開始看到世間的不合理與不正義，根據自己的良心，提出批判，找尋同好，一同行動…

我們相信，與「理想」相搭配的字眼不應該是「虛妄」，而應該是「實踐」。

而本刊，僅僅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