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 書（政治系97級）
如果有人宣稱「現在台灣的大學出了問題」，大概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同意，並傾訴自己對高等教育的種種傷懷與憤慨。
對身為主體的學生而言，這同樣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總能輕易指出現今教育的不足與破敗，但卻難以有整體的視野與想像。問題甚至已經複雜到可能使人「對於離自身越近的議題，反而更加無力」的地步，並與自身朝夕相關的大環境愈發疏離，幾近無人願意認真面對。
但選舉將至，不管這塊山芋有多燙手，大家平日有多麼不想面對，大學總是得繼續走下去，總是有更多可能與路線必須被提出。包括人間工作坊在六月時出版的「高等教育專刊」；也包括今年九月，台大何明修教授於蘋果日報刊出＜為何需要「公立大學生過半」＞一文；更包括前篇文章所引發的東海項靖教授等人的回應討論。
故此，我們試圖把兩者之間的論點對照看待，並接著未竟的高教精神與問題繼續往下探尋其他可能。
何項之爭
何明修文章的基礎意識，在於高等教育早已不是，也不該是菁英的象牙塔。
其從「過去官方將大學視為菁英教育，而教改運動者主張要打破大學聯考的窄門，讓有意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能夠獲得機會。」脈絡談起，並描繪了「雖然最後廣設大學，但卻只是讓私立專科院校升格，不願意投入政府經費。」此一現狀。
並引用了黃武雄提出的「公校保障機會、私校發展特色」之觀念，並形容目前的台灣高教是「公校不提供機會，私校缺乏特色」。公立學校只佔大學總數四分之一，是謂「不提供機會」；而私校的經費來源也依靠政府，並受其強力管制，是謂「缺乏特色」。
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公平的高教環境是不存在的。機會相對稀少與品質較高的公校吸收了前段家境平均較好的學生，後段較弱勢的學生則必須被迫進入較昂貴的私校（且無法發展特色），以至於得出「擴張公校使高等教育之機會更加均等」的結論。
項靖文章的基礎意識，則是針對何明修的「私校缺乏特色」。其質疑台灣沒有給私立大學一個公允的競爭環境，卻反過頭指責私校。並提出大學優劣與否最重要的關鍵並不是何明修所提出來的分數排序或師生比等可以被資源的掌握度所左右的指標，而是教學品質。
彼此的侷限與問題
何明修所針對的是對於大學規模的想像，即「左vs右」或「平民大學vs菁英大學」。無疑地，其位置乃處於前者：在民主與人本精神之下，每個人若有意願讀大學，現實條件的桎梏理應越少越好。
但其並沒有考量大學的教育走向是否應與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相搭配的前瞻設計，而僅限於現實條件桎梏的解除，只想到要將學生送進大學。因此認為增加公立大學的數量將有利於降低一般家庭的負擔，但也僅限於此。
而項靖回應的與何明修所談的，嚴格說來並不是同個層次的事務，其只針對何明修提出來的一個點做出抱怨與揭露式的回應，而非挑戰何明修對大學的想像。但有趣的是，其卻提出了「教學品質是大學優劣與否最重要的關鍵」這樣的亮光，只可惜在文章內卻也對其內涵毫無討論。
雙方之所以沒有交集，並致力於從經驗的觀點聲稱對方的論段不符合事實，所導致的薄弱論點，是因為遲遲沒有把這個問題談清：高等教育的目的。
畢竟，可不可以有效達成目的，應該是用以評斷高等教育模式優劣的判準，但兩者對此卻毫無共識。
高等教育的初衷與爭議
高等教育既為高等教育，而非基礎教育，理論上其所面對的自然不會是足以賴以為生的技術，而是各類學術與素養。
如十九世紀末時，德國首創現代大學，開始以「研究與教學的統一」為柏林大學的理念，並提出「學術自由」為教育的條件，以防成為政治、社會的附庸，並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美術世界等種種知識，反對訓練實務人才與職業訓練。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時，也是採取德國大學為改革模式，以扭轉京師大學堂「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的思維。這樣的大學觀同樣實行於早期的東海大學，以致於現在還有一些東海老師會提「東海大學以前都是教沒有用的知識的大學」，但這樣的評語在此脈絡下，卻是出自讚揚，而非譏刺。
但大學生的數量卻不斷增加，這並非為台灣於90年代專有的現象，而是全球在更早就出現的共同狀況。自1930年代至1950年代這20年，幾乎平均每10年全世界大學生人數就翻倍一次，大學生佔總人口的比例也大幅上升，自不可能不代入各類技術專門。
大學擴張的發展因素各國不一，但總體來說，可以把初、中等教育的民主化看做重要角色（這也部分解釋了台灣在威權時得以控制大學數量）。而這樣的過程本身就與新工業經濟的人力需求有密切關係，又加深技術專門的需求。
問題於焉出現：「大學」在兩種力量的拉扯下，如今到底應該教什麼？應該達到怎樣的目的？在社會與世界上的位置為何？
高等教育與升學主義
高等教育的問題，從來就不只是教育體系所能處理的問題。高等教育的複雜在於其與文化與資源分配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就是我們首先得處理的「升學主義」。
有人從文化解釋這樣的原因：對於台灣社會來說，受到科舉思維的影響，常常認為讀書是出人頭地的重要選擇。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民的職業選擇與流動途徑已經不再單一，只是產業知識與技術的需求仍迫使人們進入學校習得（近年來甚至包括學習職場態度），而因為教育資源與高級學歷的有限，使得最具經濟的途徑，仍是進入大學。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升學主義」。
有人從文化解釋這樣的原因：對於台灣社會來說，受到科舉思維的影響，常常認為讀書是出人頭地的重要選擇。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民的職業選擇與流動途徑已經不再單一，只是產業知識與技術的需求仍迫使人們進入學校習得（近年來甚至包括學習職場態度），而因為教育資源與高級學歷的有限，使得最具經濟的途徑，仍是進入大學。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升學主義」。
而這樣的心態可以用一句話簡單描述：「讀完大學可以去當木工，但當了木工卻不一定能再讀大學」，這邊的「大學」不完全意指學校，也指涉了依附在「學歷」下的社會與經濟位置。
教改失敗之處，便是沒有處理文化與資源的問題。人民仍然在心理上是被迫進入大學的，例證便是就算在每個人都讀大學的當前，這已經明顯不是一筆划算的投資，大學仍然趨之若騖。我形容這種狀況叫做：「以前讀大學是一種加分，現在沒讀大學是一種扣分。」
而這同時也是何明修文章的致命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只解除上大學的現實桎梏，而每個人都還是有選擇是否上大學的自由。但不論是文化上或是資源分配上的考量與恐慌，可預見的是人民仍會選擇上大學，意即，這只會迫使大學塞爆，學歷貶值更加劇烈。
我們的想像
當整個社會缺乏，甚至鄙視純粹學理的鑽研，便無法擁有厚實的研究基礎，根本上是竭澤而漁，而「學以求知」風氣的養成，我們認為這正是大學必須要有，卻被首選拋棄的職能。社會必須為思想、學術、文化、文明的傳承與創造提供可能性，而那就是大學存在的首要目標。
在高等教育的問題上，人間仍然持高等教育專刊的公共化想像。意即，若我們要解除大學運作的物質桎梏時，同時也要破除升學主義與建立起我們這代嶄新的「大學精神」，而這可以透過「公共化」的教育思維（相對於財務自主，完全倒向市場的商品化），從參與上的公共化與財務上的公共化來完成。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大學生在結構中無所適從的頹廢與被責難，使得過去對大學生的菁英崇拜已近乎瓦解。恰巧透過公共參與的過程，公共化得以體現在學以求知中的「實踐精神」，並在參與的過程中建立校園認同。學術是面對社會的，而知識也從不只來自於書本，我們這群「新大學生」也將從公共化的過程中，建立屬於當代的大學精神。
在另一點上，其實與何明修的論點互相呼應：我們理解到，大學是社會的一部份，要解決大學問題還是要從社會著手，唯有在經濟結構上做出改變，才有可能打開新的局面，畢竟『學以求知』仍需要經濟基礎作為後盾，而以此為志業的學者留在校園，也才更能夠孕育求學風氣，同時，若讀大學的經濟門檻降低、減少可能的階級複製，大學以外的生涯選擇的經社地位才更有提高的可能。大學運作之經費應由政府負擔，乃因大學教育成果由全體社會共享，必須由政府承擔，至少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不能倚賴招生學費。
但提出了大學的想像後，並沒有完全解決上面何明修沒有解決的致命問題：既然大家都還是會被迫上大學，那麼校園內充滿只想出外就業的學生時，大學「學以求知」如何可能？或者問，不願作為學者「學以求知」的學生，該何去何從？
我無法用一篇短文提出完整的解決方案，但可以肯定地說，目的性的追求（各種學必致用的想法）會扼殺學術的可能性。因此，或許有一些思考方向是可能的，比方說，一直以來被忽視的技職體系。簡言之，要恢復大學精神，要先在大學之外打造完善的技職教育系統。
既然在現代化社會中，人民就業有著產業知識與技術的需求，而以往由於大學數量較少且菁英化，得以包辦學術知識與產業知識（但大學數量增加後，如今也帶入技術，而學術知識往往就遭到放棄），進而使只掌握技術與初階產業知識的技職體系低其一等。
如今社會結構已經改變，包辦學術知識與產業知識的大學除了少數老口碑大學皆漸漸難以生存。既然如此，何不由技職體系發展整體產業知識與技術？
這並非沒有例子，實踐大學的設計學院從產業知識與實用技術由一校包辦，以一私校進入設計類科的全球前五十名，不管是在就業與招生上的成績皆有可觀。顛覆傳統大學的想加入技術的「技職化」以及科技大學想發展精神的「大學化」的包山包海，以及所造成的不倫不類。
在實踐層面上，目前大學與技職已難簡單切分，因此欲區分其精神上的差異，則需作考試制度的改革。必須改變舊有的聯考 / 統一分發制度。畢竟目前以考試評量作為入學標準，不管對於技職需求還是大學精神來說，都一點意義也沒有，甚至加深目標的單一，難以形成與大學平等的完善技職。
如此，或許「高中－大學」就不會是單一的、最為經濟的路徑，而針對大學的一切學以求知與公共化想像，也才更有實踐上的可能。
參考資料：
東海觀察第十一期－高等教育專刊
為何需要「公立大學生過半」（何明修）
私立大學得不到公平競爭環境（項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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