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是誰的?--校園民主論戰

2008年9月16日 星期二

議會流會問題的反省
東海學生會在成立之初即面臨嚴重的議會流會問題的困擾。由於「學生政府」乃是80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重要訴求,學生會的運作不良引起了東海校內關於「校園民主」的內涵與實踐的討論。

除了大度山社的方孝鼎於學生會成立後,首先為文指出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異化外,在19915月第三屆學生會會長、議員選舉前夕,人間社員李彥旻在《人間札記》第5期,以〈校園民主的一齣戲--談學生會學生自治的侷限性〉為題,對整體東海學生會的運作進行檢討。

李彥旻於文章中指出,學生會運作不良、議會頻頻流會的問題根源在於「學生會的定位錯誤」。一方面學生對於校方的權力位階太低,只是「學校訓導處下的課外活動組輔導之學生機構」,因此並無足夠權限發揮具有主權、能獨立運作的學生政府的角色。另一方面學生會在日常運作上繼承前學生活動中心的模式,呈現出一「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樣貌,不斷地在處理事務性的行政工作,而非一發揚學生主體性的學生政府,學生會既然未能對參與影響校園事務發揮實質的作用,學生自然對其參與意願不足,議會頻頻流會也就不足為怪。

將學生會運作不良的癥結,鎖定在「權力位階太低,角色定位模糊」的觀點,一直受到人間、大度山社等社團的支持。而「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的校園空間運動中,對於校方「黑箱作業」的指責,與要求開放決策權力的訴求,也和這種對學生自治運作的批判相互應合。

大度山社成員同時是研聯會主席的劉坤鱧亦曾在行政會議上直言:

由於目前東海大學學生自治辦法之權力位階從屬於學校校務會議、行政會議之下,站在研聯會立場,在權力結構未改變之前,亦無實現願望之能力。(東行,民79.5.7

這種要求更多的權力,更大的參與空間的想法,其實是和當時「反對威權統治,要求政治自由化」的社會氣氛有相關連的,這可從李彥旻文章結尾的這段話看得出來:

長久以來,台灣校園在黨政威權體制下定義價值觀、教育觀,學生被定義在被教育者,而所接收之內容則是符合黨政機器限定之意識型態。學生自治即要反抗此一意識型態強迫灌輸,學生會絕非民主實習場,而是學生主觀意識在校園中凝聚之具體呈現(李彥旻,1991

學生自治既是反抗黨政意識型態灌輸的一環,那麼反對學生在校園中的角色被矮化,要求更高的權力位階,自然會變成異議性社團學生在分析校園民主問題時重要的問題意識。

在李彥旻的文章發表之後,東風社社員李孟浩也在同年10月,於《東風》60期發表〈學生議會反省〉對議會流會問題的深層原因進行探究。文中認為:

政治系統的制度運作若無公民意願養成的政治文化來支撐的話,系統運作的機會就會相當渺小

…議員的疏離倦怠和選民的冷漠本來就是公民文化中一般人既存的政治取向。因此政治系統的制度設計不是為了滿足形式的立憲主義,以讓有興趣搞政治遊戲的民主菁英去操作這些「背著服務之名」的政治機器;而是要把制度設計成具備有「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以及把校園民眾的任何言論和訴求都匯編為政治能裡訓練題材(李孟浩,1991

強調學生會的「政治歷練」的教育功能,並非表示東風社贊成李彥旻所批評的校方將學生會視為「民主實習場」的觀點。李孟浩在文章中也從東海學生會創建的歷史,指出當時急就章的態度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議會流會並不是偶然的,有其成立的歷史背景因素。由於當初在「校長的善意」下,學生會便有了很濃厚的「把握時機」先搞出來「量上具代表性與合法性的架構」之傾向,而有意地忽略了在「權力再分配」的秩序變遷中提供一段思想衝盪期的重要性。

因此,在急於讓這個「模仿」西方學生會的法律形式通過的情況之下,一方面對制度運作的法律形式與社會活動的實際運作規則(傳統所講究的社會關係及混官場、搞社團那一套)的相互配當性沒有進行探討之外;另一方面也不容許緩慢地進行各種意義的溝通與整理,以促生許多草根性的議題小團體,讓同學能在團隊工作中逐漸把「政治參與的無力感情結」轉化成「維護自由、尊嚴與權益的公民意願」

這段話的立場其實和當年東潮、大度山社對學生會制憲過程的批評相差無幾,只是在分析上更為精細。由於強調學生政府在公民文化養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李孟浩雖未在文章中明白否定人間、大度山社所謂「學生會權力位階太低」的歸因,但為達成健全公民訓練的目的,他主張透過強化「議會調查權」(考察行政及細究相關文件的權力)和「新聞權」(對公共事務的特定訊息進行議題設定,而向選民告知並監視政治環境)的充分運作,讓議會變成強而有力的「議會調查團」以改善學生會運作不良的問題。

由於「議會調查權」的運作還有助於形成議員社團/教授間的合作關係,解除「特別權力關係」與校方行政系統對教授及學生的學術自主權的侵害。李孟浩以東風社的名義建議學生議會,可以經由調查委員會的運作,來推動一些相關於全體師生權益的議案,並訴諸於教授和學生全體的公民投票。

這些學生社團之間關於學生會運作問題的討論,雖然意見不一,但在不斷發生的校內學生運動的刺激下,整個討論走向更深刻的對於「民主政治」運作的本質的反省。這個反省首先見於以「東海是誰的?」的問題開啟的辯論中。

東海是誰的?
「相思林事件」發生後,校園內出現各種關於事件討論的聲音。除了東海校方不斷強調決策的合法性、公開性,並對部份學生偏激的行動表示「遺憾」外,也有校內學生認為搶救相思林行動雖出於愛護校園環境,但是行動太過激烈,熱情淹沒理智,焦慮化成莽撞,忽略了對當時決策過程的考量,破壞了校園的師生倫理。

其中政理所三年級研究生孫治安,發表在19909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的〈東海是誰的對最近校務問題之省思〉一文,指責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提出的訴求,忽略了東海教學設施不足的問題根源,來自於教育部對私校經費補助的限制,而非特定個人的辦學方向或領導方式的問題。同時這些學生對於學生和學校間的關係也有錯誤的理解:

學生與學校真正的權利義務關係,在於知識的傳授,學生交了錢,為的是學習,享受優美的校園景觀只是附帶的。對於師資、教學設施,學生應有較大的建議權,甚至參與決策。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則只應站在監督、溝通的立場,若也要參與決策的話,未免有點「喧賓奪主」了(孫治安,1990a

孫治安的文章刊出後,校內大度山社立即在社團刊物《大度山》第八期,由社員周盈成執筆為文〈東海到底是誰的?〉提出批評。

〈東海到底是誰的?〉一文刊出後,孫治安又於12月份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另一個角度看「東海是誰的?」〉(東海新聞第23期,1990.12.22),對大度山社的文章做出回應,認為不能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想像學校和學生的關係:

學校並不如政府一般為全民通過所產生,而是由主辦者依其理念或需要來成立,因此校方自然是名義上的擁有者,不然我們為何要區別「公、私立」學校?但這僅意味著校方在行政方面可享有近乎絕對的權力,對其於知識傳播或學生生活,便不該有管轄之權(孫治安,1990b

大度山社並未針對此文進行回應,但是另一個異議性社團--人間工作坊的社員郭紀舟,在《人間札記》第4期上以〈你的名字叫人民〉一文對大度山社和孫治安的辯論提出批評,在郭紀舟、孫治安等人的文章中,都有提到周盈成的這篇文章,不過筆者遍尋相關資料,始終找不到《大度山》第八期,因此對其內容只能採取保留態度。以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孫治安和郭紀舟的論辯上。

郭紀舟要求從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待所謂「東海是誰的?」的問題。即從所有教育制度與資源,是不以校園主體師生的需求為考慮中心的觀點去思考,而不是以形式上的參與決策權力的多少去分析。

郭紀舟借用了拉克勞(ErnestoLaclau)以及穆芙(ChantalMouffe)的理論,認為從把「校園民主」做為學生運動的抗爭場域來看,要探討校園是誰的,則必須細緻區分抗爭場域內各角色配置的從屬關係,政經結構式的理解方式來看校方、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的社會位置,構造出關於校園的整體圖像。

「東海是誰的」不能泛談主體-師與生的權限範疇,應當注意「宰制集團/主體」內的意識形態矛盾。類似像「全體師生」的號召,都必須要注意到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召喚」作用。而校園知識份子的任務,即在於透過意識形態的接合工作,和校內外不同的群體(被宰制集團)結盟,建立對抗校園宰制勢力的「(反)文化霸權」。(郭紀舟,19902

郭紀舟批評孫治安:對學生的角色自我設限,視學生為「學習」的角色,完全內化了主流權力集團的宰制想像。對於大度山社周盈成的論述,他批評只停留在要求學校以「一種更公開、更民主的方式」讓師生參與校務,卻沒有進一步闡述校務公開的形式,與民主的內容所圖現的具體制度是甚麼?在支配體制的運作下,體制的修改始終是欺騙的,即使是民主,也不過是投票箱式的民主而已。

孫治安馬上在《東海新聞》24期上,發表〈學術的歸學術,人民的歸人民並答你的名字叫人民〉對郭紀舟進行回應

最近很流行一句話---「學術的歸學術,政治的歸政治」。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此。還須讓「人民的歸人民」?如果中國的知識份子肯放棄他們的使命感,不再將關懷社會的責任「壟斷」。讓人民自己站出來提出他們的要求,那中國的民主之路可能就不遠了(孫治安,1991a

孫治安和郭紀舟兩人針鋒相對的辯論,引起了當時第三屆學生會新聞部編輯的興趣,在分別跟兩方聯繫之後,於1991525日印行的《東海新聞》第25期同時刊出兩人進一步的論辯與回應。

在該期《東海新聞》中,郭紀舟以筆名「救濟船」發表的〈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簡答「學術歸學術,人民歸人民」〉,再度強調校園事務無法被抽象進行學校/學生的劃分:

就以「大學自治」來看,學生與學校是息息相關的整體,所有的校園生活都離不開校園內任一主體,舉凡宿舍、餐廳、校園、社團、上課、歐遊旅行…,都無法分裂成學生歸學生,校方歸校方的明顯切割界線(郭紀舟,1991a)。

並對「人民民主」的概念進行釐清,認為人民民主是一種對於現有以投票為
中心的形式民主的批判:

人民民主絕不等同於哪種一人一票的投票式民主,把人民的意見割裂成只是贊成和反對。而人民民主聯合的契機就落在知識份子身上

同時批評孫治安要求知識份子放棄對社會的使命感的提法,在分析上混淆了不同的歷史情境,在政治效果上等於在鼓勵校園和社會疏離:

把中國傳統士人提出來當「封建的殖民式思想」、比附人民民主的知識份子,然後要求知識份子不要再壟斷關懷社會了—這樣企圖混淆知識份子在各時代不同進程的發展規模,不經意地或刻意漏掉歷史條件的不同階段的因素,其中隱含著呼籲知識份子(學生)用不著太關心社會(校園)民主的改革工作,已成為自由思想的法西斯了!

孫治安也以筆名「Untouchable」發表〈再論知識份子與中國社會-並答「知識學生與人民民主」〉做出回應。他批評郭紀舟強調知識要走入社會、走入民間的說法,會使得實用性和社會關懷壟斷了學術發展,讓與現實無關的學術、技術受到人們的忽視,妨礙學術發展。同時考察歐洲民主運動的歷史,知識份子並非實際執行社會改革推動者的角色:

和平的革命往往是藉助掌握實際政治經濟實力的工商階級來加以推動,知識份子最多能以旁觀者的角色來建立理論,提供建議,甚至像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驅者—洛克便是以資產階級的立場來發表言論。事實上,那也應該是知識份子應該做的(孫治安,1991b)

他並批評郭紀舟一直強調的「人民民主」的概念太過理想化,又頗為主觀、虛幻,缺乏明確定義,無法變成具體的制度。同時在強調人民自主、各個主體平等的同時,又賦與知識份子特權:

同時一方面強調從生活底層的、人民自主的、各主體平等的民主,但是又強調聯合的契機落在知識份子的身上,不是又複製了知識份子自視高人一等的心態?

爭論的深刻意涵:甚麼是公共?甚麼是民主?
緊接著由於「綜合大樓事件」發生以及其他不明因素,這場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辯論並未再繼續下去。但以現在的角度來觀察,特別是聯繫上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實踐以及校園民主運作的問題,這場「東海裏的風暴」有許多值得深思和討論的地方。

整個關於「東海是誰的?」的論戰過程,環繞著兩個核心的問題而展開:第一個是由「東海是誰的?」的題目所暗示的,關於學生參與校園公共事務的界限的問題,由此引發出對於校園的權力關係與社會關係的反省。這裡面其實是一個關於政治哲學上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的界線如何劃分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主要是在郭紀舟加入論戰後,由於「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引發了關於「民主政治」的意義的爭論。其中做為論辯核心的,則是關於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孫治安強調一個明確的、先驗的關於公/私領域的界線,由此推演出學校/學生事務的差異,而在私立大學中這差異可以用商品提供者/消費者的關係來比擬。因此孫治安認為學生有權對於於師資、教學設施提出建議,但對於校地變更、籌措經費等問題則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因為在現實中消費者只需關心商品的價格、品質的好壞,無權也無需介入商品提供者的資金籌措、經營管理等問題,這裡面暗含著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對私有財產權的重視:

一所學校的硬體設備、財產所有權是屬於校方的,而在其中的知識傳播則屬於全體師生的(孫治安,1990b)

對於孫治安來說理想的大學校園應是:校方、教授、學生各職所司,互不侵權,因此認為學生不宜過度干涉學校事務。但基於相同立場他也反對校方對學生事務的不當管理,甚至最好學校不要去對學生作任何生活管理。所以他也反對夙有傳統的東海「勞作制度」,因為學生應是交學費到學校受教,而清潔費、設備管理費用都在學費中無形支付了。

私不能害公,公也不能假借教育之名妨害私人生活,從這個論點上來看,孫治安並不是威權政治下所謂「學生沒有完全的自由」的保守主義觀點的支持者,而是接近於古典主義傳統的「守夜人國家」,甚至是諾齊克(RobertNozick)等人所謂「最小限度政府」的自由主義。

但人間的郭紀舟則強調,公/私領域的界線應從具體的社會關係、社會實踐中去考察,而不能從私有財產、抽象的個人權利等先驗的規則去劃分。學校和學生的關係雖不能簡單地用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來比擬,但也不是那麼容易簡單二分的,即使是用孫治安的市場模型也不可能。這裡面蘊含著自馬克思主義以降的左翼傳統,要求對事物進行歷史的、現實的、動態的考察,而不輕信任何非社會、非歷史、形而上規定的立場。

郭紀舟又充分發揮了傳統左翼「不只是解釋世界,更要改變世界」的實踐精神,而以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為武器,認為學生更應該積極的挑戰既存的權力關係界定下的公/私、學校/學生事務的分野。而「學生自治」、「人民民主」則是做為團結學生力量以對抗校園宰制集團的接合論述。

這使得後來的辯論中,郭紀舟和孫治安開始針對「民主」的意義產生爭論,論戰主軸開始由第一個問題滑向第二個問題。

對孫治安來說,民主意味著一種「物各付物」的狀態的達成,不同的群體在清楚而合理的規範下,進行權力和責任的分配,彼此互不干涉。但從郭紀舟所借用的拉克勞和穆芙的理論立場來看,民主做為一個戰場的意義,可能遠大於其做為一種理想狀態和規範的意義。因此「人民民主」的概念也只能是批判的、永遠未完成的計畫,而非是一個清楚的、明確的制度藍圖。

因為強調民主政治的動態、衝突的層面,郭紀舟要求知識份子應積極介入社會內部的反宰制集團的鬥爭中,並執行接合不同反宰制群體的作用。但就孫治安的立場來說,這是破壞了民主政治追求人人平等的價值,賦予知識份子凌駕於各個社會群體的位置。

孫治安和郭紀舟都同意知識份子具有反省、思辯的職能,但不同於郭紀舟的是,孫治安認為知識份子應充分發揮其職能,在政治社會改革中擔任觀察者和建言者的角色,而非直接參與社會鬥爭。

知識份子應該要放棄擔任「群眾代言人」的角色,要讓人民自己發聲、自己提出他們的要求。這裡面隱含著來自20世紀極權主義歷史經驗,對任何訴盧梭式「普遍意志」的事物的戒懼。

從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孫治安以市場行為的想像,劃分出一個清楚的公/私領域的界線。而其理想中的校園民主,即是在這個界線的規範下,學校與學生各盡其能互不干擾。而知識份子在社會改革過程,應擔任觀察和建言的角色,讓人民自己發聲行動。

而從左翼的思想傳統出發,借用拉克勞和穆芙的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對於社會運動和權力關係的敏感,郭紀舟認為這個公/私領域、學校/學生的界線,永遠都是既定社會權力關係下的產物,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中。民主政治的內容需要具體的社會運動的過程與結果來填充,沒有辦法事先給予先驗的界定。

唯一能夠肯定的只是受壓迫群體,以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為戰場,改造既定社會權力關係的批判與實踐。知識份子則應在民主運動過程中擔當積極接合、協調不同受壓迫群體,建立反宰制集團的聯盟的角色,而不能逃避於現實的社會鬥爭之外。

雙方的盲點
當「東海是誰的?」辯論在《東海新聞》上討論正熱烈之時,東風社的邱炫元以旁觀者的身份,指出了這場辯論具有的深刻意涵:

早期校園內素樸的單一政策抗爭,到解嚴後學生與社運在校園外的接合。所有曾經出現過的抗爭議題,或多或少都略曾牽涉到對於大學理念和自我身份認同的探問。隨同政治、社會風氣的變動,校園內的「空氣」似乎日趨清新自由,校園控制機制鬆弛,早先學運力倡的普選、言論自由,「學生自治」,都好像真的樂觀地實現了。

但是對於很多學生而言,這機[原文如此]的轉變所具備的實質意義究竟是什麼?「東海是誰的?」這樣的討論不正顯示出學生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大學在台灣社會中所呈現的國家[原文如此],猶仍非常迷茫和模糊。(邱炫元,1991a

事實上,在「東海是誰的?」辯論中涉及到的公/私領域的界分、民主政治的意涵乃至知識份子在民主運動中的角色等問題,不只是在東海的校園民主實踐中,一直到2003年總統大選、關於公投的爭議都是台灣社會十分重要的課題。

不過從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校園民主實踐的情況來看,雙方的論辯過程中明顯忽略關於學生主體內部層次的問題。

就孫治安的立場來看,他強調應讓人民自己發聲,知識份子不應越俎代庖。不過問題是從歐美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代議民主制的特徵反而是在極低的投票率,所顯現的人民不參與。尤其在東海學生政府運作的過程中,學生主體參與意願的低落,乃至議會頻頻流會一直是嚴重的問題,終於造成了校園民主實踐的崩潰。

從孫治安的立場或許會認為,即使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也是學生自己選擇的。但問題是:如果由於學生政府運作不良,使其對於學校妨害學生生活或權利的決策不能進行監督或阻止時,這樣的情況應是要被接受或是採取行動阻止呢?而當異議性社團學生對此問題進行介入時,算不算是他所謂的「壟斷關懷社會的責任」、「賦予知識份子特權」呢?

郭紀舟的立場看起來賦予知識份子或是異議性社團,在校園民主過程中更積極的主動性,但明顯分享了當時台灣社會關於人民民主辯論的侷限:忽略了人民團體內部的矛盾,也未提出在甚麼樣的情況下,不同的反宰制群體可以在甚麼樣的條件下進行合作(錢永祥,2004118119)。

在《人間札記》第4期中,沈發惠雖有提出以「反對資本主義」做為不同群體連結合作的基礎的論點,但看起來比較像是道德姿態的標榜,而缺乏具體的歷史社會的分析。尤其是放在東海校園中,就算承認東海校園的問題是由於資本主義運作問題所引起,但是由此仍然很難說服:女研社、環生社、乃至校園內不同的自主性群眾加入反對宰制集團的聯盟中。而這正是在「相思林時期」結束後,異議性社團所要為之苦鬥、思索許久的問題。

 這些被忽略的問題在當時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然而後來的歷史證明,正是這些問題深刻地決定了東海「校園民主」實踐的命運。

(引自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論文「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史(1987--2005)」,李杰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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