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前期）

雖然郵政總局「電腦備援中心」和東海大學的「綜合教學大樓」，是兩棟出資者、使用者、用途都完全不同的建築物。不過因為「綜合大樓事件」發生地點、時間和1990年「相思林事件」92非常接近，因此許多東海教授、學生、社團刊物都稱此為「第二次相思林事件」。其實東海學生對「綜合教學大樓」的興建，會有如此激烈的反應，「相思林事件」的影響絕對不容小覷。八年後，相同的情感結構再度引發了「118事件」。

只許東海蓋樓，不准郵局砍樹！？

1990年7月31日，東海行政會議在由建築系詹耀文教授進行簡報後，通過在圖書館與中正紀念堂之間的西面上方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簡稱綜合大樓）。

決議由劉渝生訓導長擔任召集人同林總務長、詹耀文教授及五位學生代表組成小組，就該樓興建地點、設計構想及相關事項舉辦說明會，向各系所及學生社團代表進行說明。

由於「相思林事件」甫落幕，在反對郵政總局砍乏相思林地之後，學校竟要自己來砍樹，興建綜合大樓的消息公布後，校園內立即出現質疑的聲音。研聯會主席劉坤鱧於行政會議上提出數點質疑意見：

1.學校說，蓋大樓是為改善教學研究環境，但是校方淘汰不良師資的具體作法迄今未見實現，如何可能改善師資水準？

2.之前「相思林事件」中，基於生態維護與水土保育理由，要求郵政總局暫停施工、歸還校地，但如今東海卻要自己砍樹蓋大樓，恐難杜外界悠悠之口。

3.學校對於系所的空間需求的判斷標準模糊不清，往往都是在事後作自我合理化解釋，缺乏前瞻性的規劃。

4.學校在現有系所未具社會週知的特色與專長前，不應擴大系所數目。同時應積極並提升空間使用效率，校園房舍空間使用如果完善，就不用蓋大樓。

（東行，民79.8.13）

但梅可望校長仍提示：校園教學使用空間不夠，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勢在

必行（東行，民79.9.3）。

如同後面章節所述，「相思林事件」前後綿延數年，同個時段又在相思林地上發生「綜合大樓事件」，甚至也有人稱1999年的「118事件」為相思林事件。

本文凡未特別說明，單稱「相思林事件」之處，即是指1990年的「相思林事件」。另以「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稱呼「綜合大樓事件」，「第三次相思林事件」稱呼1993-1994年間再度要求索回郵政總局相思林地的運動。

1991年6月出刊的《大度山》第10期，大度山社在社論中除重述劉坤鱧之前在行政會議中的意見外，並建議採取「公民投票」方式，解決興建綜合大樓與否的紛爭：

我們認為諸如此等重大校務爭議應透過全校師生「公民投票」的方式進行，以解決這種各執一詞的爭執與衝突，「公民投票」的結果便為我們對興建大樓的取捨仲裁，同學不但有意見參與感，校方亦可去決策專斷之嫌。（《大度山》第10期：1）

1991年6月14日，甫就任的第三屆學生會舉行「綜合大樓公聽會」，雖然校方邀請多位校內教職員說明綜合大樓興建源由。但是持反對意見的學生，仍要求學校對校園要進行長期整體規劃。

第三屆學生會並透過《東海新聞》刊出校內學生對於興建綜合大樓的反對意見，除了劉坤鱧於行政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外，也有學生從空間區位的角度提出批評，認為綜合大樓一但興建完成，往後住在東別的學生其經常活動線將不超過圖書館，會導致學生經常活動區往西移動，構成「禮堂-圖書館-大樓-別墅」的生活圈，導致學生往西抽離整體校園（解構群，1991）。

也有學生建議建議在V大樓前小廣場蓋一中小型綜合大樓，以取代砍乏相思林興建大樓的計畫，一方面V大樓拆遷不涉歷史建物保存問題，而且建物量體規模小，拆建所需時程快速，同時接近校園中心區，不會產生學生生活動線偏離的問題（護林者，1992）。

其中曾參與「東海是誰的？」論戰的郭紀舟，在1991年10月5日於《東海新聞》上發表〈東海的校園規劃〉，對自「新宗教中心」事件以來，頻頻發生的校園規劃問題進行結構性的剖析，認為東海校園空間結構的變遷，逐漸受到學生人口膨脹的壓力、校舍的不足、經費來源、國家教育政策等四項因素的影響，使東海逐漸失去創校時期原有的風貌。

郭紀舟認為校園規劃問題的解決，並不只是個景觀維護的技術性問題。大學教育的完成應要能夠培養公民具備草根民主實踐的能力，而台灣傳統的大學只是一座座「沒有學生的校園」。他建議東海校方應積極開放師生參與校園規劃決策的機制，擬定替代性（alternative）的校園規劃方案，以能在規劃過程中培養真正的公民。否則持續性的校園規劃問題，將成為東海校園中隱藏的地雷：

替代性的校園整體規劃，勢必繼續成為校園抗爭的主戰場，假如校園決策依然只是黑箱式的運作，透過權威單方面決定的事實，那麼被忽略發言權力的萬人師生，在得不到可以掌握的民主決策實踐場域下，抗爭的緊張關係勢必逐漸增加。

（郭紀舟，1991b）

借用柯司特的理論語言，郭紀舟將校園規劃與校園民主相互扣連，但在專業性的規劃與開放性的民主參與之間，其實仍有許多環節尚待釐清。這個釐清的工作，則將由新起的「濁水溪社」和異議性社團間的論戰來完成。

濁水溪社開啟戰端

綜合大樓的興建之所以會成為校內的公共議題，除了「相思林事件」的影響外，和人間、台研支持的經濟系學生蕭武昌，贏得第三屆學生會會長選舉也有關係。

標榜「改革派」的第三屆學生會對校園民主、校園規劃問題的態度和異議性社團完全一致，並在行政會議上對校方決策提出質疑，積極籌辦公聽會、於《東海新聞》上進行專題討論等等，對校方興建綜合大樓的計畫造成極大的壓力。但是另一方面第三屆學生會的強勢作風，也引起校內部份學生的不滿。對立於異議性社團和第三屆學生會主張的學生聲音，也開始出現在校園的公共域中。

1991年間，有東海學生（主要是政研所的學生）創辦「濁水溪社」，同時在發行社團刊物《濁水溪》，針對第三屆學生會的施政主張，以及異議性社團的刊物內容與運動實踐進行強烈的抨擊。

例如：在5月間發生「獨台會事件」93，各大學校內正針對調查局藐視大學尊嚴、迫害言論結社自由的事件展開批判的行動時，濁水溪社則貼出海報要求全校同學保持「理性客觀」，靜待司法審判。而在10月間發生「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事件時（參見第二節），濁水溪社也貼出海報表示支持梅可望校長讓「中知青黨部」繼續存在校園，並歡迎各政黨進入校園活動的主張。

對於校園空間問題，在《濁水溪》第1期中以專題討論「校園土地糾紛問題」，即創校時由於台中市府並未與民間交割清楚，便以贈與的名義把土地劃歸東海大學，造成東海和民間的土地糾紛問題。這是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首次有學生社團討論到學校的「地籍問題」。

而在《濁水溪》第2期中，則以2、3版跨版的篇幅，刊登〈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在文章的開頭以斗大字體的引言，說明該社報導綜合大樓事件的立場：

邇近，學校爭議焦點的綜合教學大樓興建計畫。其決策過程到底如何？興建與否對東海將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學校未來整體發展計畫？我們以理性、客觀的角度，做了如下的報導（《濁水溪》第2期：2）

該文中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意見，大致可以分成四點：

（一）興建綜合大樓決策是學校「黑箱作業」，未尊重同學意見，（二）興建綜合大樓缺乏長期、專業的規劃（三）綜合大樓位於於集水區，興建綜合大樓將會破壞相思林的水土保持，並嚴重破壞環境景觀，（四）興建綜合大樓乃因學校漫無目的增加學生人數，造成學校空間不足所致。

濁水溪社根據梅可望校長在1991年6月1日第108次校務會議的發言，以及訪問教務處課務組高主任，並表列出東海目前的教室使用率，指出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是為解決確實的東海教學空間不足問題。同時「綜合大樓」興建過程都經校園規劃委員會討論，提送校務會議通過，過程中有建築、景觀專業科系的老師擔任委員，並有學生會長、議長、生促部長等學生代表出席，並非黑箱作業。並轉錄訪問梅可望校長的內容表示：

兩年前，學生會長、議長皆參加討論，校務會議都有決議文怎麼算是「黑箱作業」？如此重要的事務，經過近百人討論，校長如何能黑箱作業？所以這些指責的同學純屬誤解。

學校做事向來是公正、公開的，從來沒有哪一個人可以決定那件事，東海今日的校園絕不是偶然，而是經過精心規劃的，每件事我們都經過周詳的考慮，絕不是個人決定，希望同學今後能查明事實，再下結論，不要一開始誤解，而亂下名詞

該文中又訪問了景觀系主任以及豐原高中地理教師宋宏飛先生，認為相思林地旁的山溝平時並沒有自然流動的水，所以並不處在水源地，在該地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對生態平衡不致造成重大影響，且離現有教學區聯繫十分方便。而對缺乏長程規劃的質疑，濁水溪社認為：

東海創校初期規模甚小，每年僅招收新生人數二百人，在創立前十年內學生總數僅八百人上下，後因大學在大學在平民化、社會化的衝激下，大學的「象牙塔」形象已成為被譏諷批評的對象，大學的大門已經不能不向大社會敞開，大學已被動或自動地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以作為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因此自吳德耀校長以來，東海大學的學生人數一直不斷擴張，因而必須積極興建新校舍以容納增加的學生。而近年來學校針對人數擴張，都設立有專門小組進行相應的校園規劃計畫的研究與設計，在經過多方考量後，認為在現時的相思林地設置綜合教學大樓，足可應付學校未來人數的擴展。可見學校興建新校舍的計畫，都透過一定的程序進行有系統的規劃。

濁水溪社認為第三屆學生會上任後，雖主動辦理公聽會，讓正、反意見能在陽光底下進行辯駁。但是質疑興建綜合大樓的同學動輒對學校扣以「黑箱作業」的帽子的非理性作態度，則恐怕會讓校園成為惡質的政治競技場：

儘管對該案不滿意，或對該案的決策過程不滿意，皆必須道出你的理由與事實依據。否則今後校園有如政治惡質面的政治競技場每人不說理由與事實，即開始互扣帽子，這樣的校園會成為怎樣的狀況？

異議性社團的回應

〈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的內容完全針對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學生的主張而來。在該文刊出後，異議性社團的成員立即以筆名「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在1991年11月18日發行的《東海新聞》上發表〈回應濁水溪「綜合教學大樓面面觀」一文--誰的理性？那一門子客觀？〉一文回應濁水溪社。

對於濁水溪社自我標榜的「理性、客觀的角度」，這篇文章首先舉出在「獨台會事件」以及「中知青黨部退出校園」事件時，「濁水溪社」一面倒的偏向黨國威權的言論，指出「濁水溪社」的報導不過也是某個立場的代言人：

如果我們很理性客觀的遵奉濁水溪社所提出來或秉持的「理性客觀原則」來面對，那麼結果或許會是很「理性客觀」的變成這樣…因「獨台會案」而被扣押的四人到現在還是很「理性客觀」的待在牢裡，而陳年惡法「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依舊會「理性客觀」的存在厚厚的六法全書裡。（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1991）

對於濁水溪社舉出大量「理性、客觀」數字表格，強調興建綜合大樓的必要性，同時強調學生人數擴張，乃是為符合走出象牙塔，提供社會需求的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而必須進行的調整。這篇文章認為濁水溪社在這些概念價值的連結上，顯得過份簡單：

我們只要用膝蓋想想就可以問出這麼一大串問號：招生人數少就是象牙塔？平民化就是增加招生人數？向大社會敞開就是對社會提供實用而迫切的知識？大學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就是大學的實用性質？先就應然的層面上說，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濁水溪社」的同學們敢理直氣壯的一一說「是」，那我們只有用悲哀的眼神（同時搖一搖頭）來憐憫他們了

並批評濁水溪社的立論方向，明顯的將東海的發展抽離開整體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忽略其中隱含的結構性問題：

大學的變遷其實是與整個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息息相關的。就算他們可以辯稱，私立大學之所以不得不增加招生人數乃是因為得不到國家的補助而必須仰賴增加學生以增加學費收入以供財政上的維持。但是這個問題一方面牽涉到的是國家的性質以及國家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關乎我們這個社會中「唯利是圖的」，「短視近利」的資本家…因此「濁水溪」社的以上論述之簡化、粗劣由此可見好幾斑。       

而對濁水溪社指證歷歷表示整個「興建綜合大樓」的決策過程，事前有經過縝密的規劃和討論，並且有學生代表參與的的說法。這篇文章也提出強烈的反駁：

東海有「校園規劃小組」，現在還有所謂的「四年發展計畫」。但是這樣就算得上有整體的發展計畫了嗎？我們是不是還應該考察「校園規劃小組」組成成成員的性質？其在校園行政體系中的位置如何？對於校園規劃的落實措施有無最後，或至少最有力的決定權？對於教育是否有一個理想抽象的理念或目標（或至少是東海的創校理念）？或只是具有所謂的「專業的」技術能力？

規劃內容對於學校的行措是有何影響力？其獨立自主的程度又為何？如果不去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而只是很表面的告訴我們東海有一個規劃小組存在有所運作，那麼這是哪一門子的理性客觀，除非，理性客觀只是「膚淺」的同義複詞而已。

由對於學校的規劃程序、發展計畫以及參與成員的結構性限制的質疑，這篇文章同時回應了濁水溪社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亂扣「黑箱作業」的帽子的指責。「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或說異議性社團）認為，濁水溪社以一種專家的、純技術取向的思維，認定「綜合教學大樓興建案」乃是經過專家的規劃，不是「黑箱作業」的看法，是把技術、專家給中立化、神聖化了，遮蔽了其中隱藏的權力結構問題：

這正如同這幾年爭議頗為劇烈的核四興建計畫一樣，政府所持的觀念是，因為這是經過眾多專家學者所規劃完成的，你們一般老百姓不懂得這當中許多的技術問題，所以接受並閉上你們的嘴巴吧，我們自然會好好的去進行的。

…同學所指的「黑箱作業」即是在這種無能力決定政策的情況下所發的一種指控。專家學者一定可靠嗎？他們一定就是在完全自主的狀態下本著專業的技術訓練來做抉擇的嗎？技術這東西一定是完全中性的嗎？沒有任何的價值或利益為前導嗎？這些都是值得再三商榷的。

認為濁水溪社以專業、程序為由，隔絕了一般同學參與決定影響其生活的重大決策的可能：

雖然一般同學比起這些專家學者而言較缺乏所謂的「專業素養」，但是，作為一生活於其中的「行動者」而言，卻有十足的理由可以來決定接不接受這對於我們所生存的環境將產生影響的重大政策。

我們不反對在政策的擬定及形成之初的確必須由少數的一些人來進行計畫，但是政策或計畫是否應該實施，要作甚麼樣的修正，甚至是否應該要全案推翻重作計畫，卻不是應該只由少數人--不管他具有何種代表性--來作最後的決定，而應付諸全校同學的表決。

總之，「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認為，專業技術不能做為阻止人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理由，同時也不能忽略對技術與程序背後的價值和社會結構的反省：

換句話說，在實際人類生活中，專業或技術只是其中一小部份，並不是全部，也不應該由它來做判準。人類使用技術只是要用來增進生活，如果反倒讓它來決定一切思考與選擇，倒過來宰制了人，那麼，這絕對是一種異化。

綜合大樓論戰的意義

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提出「權能區分」的主張，就可以看出關於民主與專業的關係，是一個民主政治實踐中極為尖銳的問題。

而在西方於二次大戰後，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對工具理性與納粹大屠殺的關連性的批判，到60年代以後生態運動對科學技術的反思，都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牽涉層面的複雜。

在「綜合大樓論戰」背後，其實是這一個深刻的問題意識在起作用。不過和「東海是誰的？」論戰不同，濁水溪社似乎缺乏孫治安那樣深厚的理論素養與反思能力，以致在「整治濁水溪工程大隊」浩浩蕩蕩數萬言的陳詞後，竟沒有再繼續辯論下去。

但是連結郭紀舟對「替代性校園規劃」的呼求，異議性社團在「綜合大樓論戰」中表達出專業技術並非民主討論的屏障，在技術考量之前還有關於價值理念的反省，而這不是由貌似客觀中立的數據分析能夠決定的，甚至數據本身可能就表達了某種有待商榷的價值、意識型態。

專業技術的考量容易把問題分割、孤立，但東海大學不是大度山上的孤島，東海的問題反映了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對校園規劃問題的討論、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質疑，並不著眼在個別單一學校的困境上，更重要的是由此延伸出對大學教育的目的以及台灣社會結構的反省。

這裡面暗含一種米爾斯所謂的「社會學想像力」的運作，企圖透過連結「整體社會結構的知識」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將個人的「苦惱」轉化成為「公共議題」。在這樣的討論轉化過程中，個人才有可能變成民主社會所需的積極、主動的公民，而不會成為消費社會下的「快樂機器人」，或是「民粹政治」下為妒恨所動員的群眾（趙剛，2000b）。

東海學生對校園空間問題所開展的一系列運動，因此不是無理取鬧，更非小題大作，而是培養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的批判教育學實踐94。短暫的「綜合大樓論戰」開啟了校園空間運動豐富而積極的意涵，而其中關於大學教育的價值目標的反省，則在事件後期的文宣中繼續被討論。

第二次相思林事件--綜合大樓事件（後期）

1992年2月23日，東海大學董事會通過周聯華牧師再任董事長，校友阮大年博士接任校長。阮大年校長是東海化工系第三屆校友，是東海首位具有校友身分，並具法定任期限制的校長。這兩項特徵顯示著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東海校務發展的影響，但也意味著他是在學校制度亟待興革之際就任校長。

在1978年梅可望校長推動的校務改革之後，校友出身的阮大年校長必須帶領東海進行再次的改革，因此其任內一直為來自校園內外的重重紛擾所苦，特別是學生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質疑。龐大的現實壓力使得他成為行政會議記錄上，最常講「愛東海」的校長。而「綜合大樓事件」則是這位校友校長上任後，第一個要面對的挑戰。

烽火再起

1993年3月初，由於校刊報導即將在原本的相思林地上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搶救相思林」、「搶救東海精神」的呼聲遂再次在校園響起。

人間工作坊、環生社等社團紛紛以海報、快訊等方式，針對綜合教學大樓的設計、規劃過程，以及校方獨斷的決策方式出批評。甫成立的台研社也張貼「文化戰報」，論述東海校園空間規劃的人文精神，並質疑校方的校方砍樹蓋大樓的決策過程，明顯背離創校之民主原則。其後辯論社、野鳥社、多媒體研究社95等社團，也紛紛加入社團聯署，對校方的決策提出質疑。

3月9日，社會系、資訊系及化學系部份同學於全校升旗時，拉起「校方決策草率、不公開」、「先斬後奏，違反民主」等白布條以抗議校方堅持砍伐相思林，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決策。社會系學生並於會場上散發「社會人聲明」，認為學生為學校之主體，關心並參與校園事務是學生的權利，學校重大事務以及校園規劃等決策不能專斷獨行。

3月10日，人間、台研、環生、東風、女研、野鳥、辯論、多媒體、長榮中學校友會等學生社團，中午於信箱間前舉辦「緩建綜合大樓，搶救相思林說明會」。會中重申緩建綜合教學大樓，要求學校公開決策過程的立場。甫上任的阮大年校長亦親自到場公開說明。

1993年3月11日，東海學生議會於良鑑廳舉行「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會，並請建築系洪文雄副教授到場說明，但仍無法化解學生對興建該棟大樓的質疑。

3月12日，東海學生會邀請生物系林俊義教授，進行題為「從綜合大樓的興建談大學生應扮演的角色」的演講。

連署要求緩建綜合大樓的學生社團，共同成立了「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並於三月中旬及下旬邀請校建築系、社會系、生物系等系所老師及校內同學舉辦了多場的說明會，並在校內持續散發海報、快訊、文宣等進行宣傳。

3月15日，聯盟成員與「校園規劃委員會」洪文雄教授會談，3月17日，與阮大年校長會談。會中學生提出要求決策民主、公開校務方向、重視人文精神、建立「校園景觀保留區」等訴求。阮大年校長表示：「綜合大樓將是東海最後一棟規劃之外的『應急』產物。」

另一方面學生會和聯盟的學生，則發生劇烈的意見衝突。聯盟學生指控學生會以《東海快訊》形式散發佈不實言論，製造黑函，攻擊聯盟的行動。並於3月24日發表聲明，反駁《東海快訊》（以上過程記錄參見《人間札記》，第13期）。

3月16日，之前在社團刊物中支持興建綜合大樓，並質疑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是在亂扣帽子的濁水溪社，發行《濁水溪快訊》，呼籲「沈默的大多數，是挺身而出的時候了」。認為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社團，忽略了學生代表的角色定位，淪於情緒性的反抗，要求同學肯定阮校長的能力及識見，共同攜手為東海的未來團結努力（濁水溪社，1993）。

3月22日，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中表示，本校興建綜合大樓案，業經3月20日校務會議中詳細說明討論後表決，結果在場92位師生委員，有91票贊成，一票因註記不清作廢。認為學生「不顧事實真相，妄加臆測判斷，動輒抗議批評」的行為，是所有真正「愛東海」的人所不願見的。

但現場出席的學生議會議長鄧道鴻則表示：學生和師長對於「民主」的認知不同。同學們認為整個決策應由校園規劃委員會規劃後，提請校務會議決議，才符合民主程序。希望師長多去了解學生自治的運作，才能減少彼此認知上的差異（東行，民82.3.22）。

但差異恐怕並不只是對「民主」的認知而已，還包括了對整體大學教育的理念與發展方向的態度，當天出刊的台研社《思想枝》第3期，用這樣的文字描述了之前3月11日「興建綜合教學大樓」公聽會現場的狀況：

同學們蜂擁而致，準備了許多的問題要請益各「長」們。只可惜阮大年一開始說了一些話之後便離去了。只剩下他愛東海的詞句仍不斷流傳，以及專家長達一個半鐘頭的專業說明。從建築技術的眼光來說，專家總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同學們反對的意見仍然旺烈，聽不下所謂專家的話語。

…同學繼續問道：好吧，東海到底將來要往甚麼方向走？是要教育甚麼東西呢？或是說，大學到底是要幹啥？同學硬是不從技術層次計算每一個東海學生要有多少平方公尺的教學空間，偏偏從教育的理念性的、原則性的角度質問，「甚麼是教育？」

…歷史縱使是弔詭的，但此次卻不止是弔詭，而是上下顛倒；是學生關心甚麼叫教育的理念，而不是辦學的人在思考教育的理念，當然更不可能要這些辦學者實踐其教育理念。

由一個從不反省甚麼是教育的辦學者來教育已經開始反省甚麼叫做教育的同學，當然只好不斷強調要「愛」東海了，或者瞪眼看著學生在抗議，除了束手無策之外，恐怕便只能強調自己的苦處，以便用痛苦的臉龐博取學生的同情。一個大學，是學生在思考上走在前面，只好一切都相反過來，用頭在走路，而荒謬的用腳在思考（陳政亮，1993）

3月26日，「保護相思林行動聯盟」出版行動特刊，對校內同學再次說明對相思林的整體看法，以及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的理由，並指出事件過程暴露的問題。

4月1日，聯盟舉辦「哀悼相思林說明會」，會中批判校方堅持得到教育部貸款，即使以草率決策來應急也在所不惜的作法。並有50多名學生從信箱間出發至相思樹林，在樹林間繫起黃絲帶及連署簽名白布條。

學生訴求：

一、建立法制化的「校園規劃委員會」：使校園規劃委員會之權利，能有法規之依據，避免人治色彩或淪為行政制度下的犧牲品。

二、落實民主參與之正當性：拒絕校方以專家治校之理由，剝奪學生自主參與校園民主之權利；且提升學生自治體制，確實監督學生代表，以免因其「疏失」而成為校方背書工具。

三、確定校務發展方向：公開論教育理念，重視創校理念，並對於目前扭曲的校務發展，提出改善、導正之道。

四、保留東海人文精神：成立東海景觀保留區，保留具有東海人文精神之建築景觀（廖敏達，1993）。

反對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搶救相思林的行動在校園內引起很大的震撼，東海的畢業生郭映君在其小說中，略微描述了當時的景象：

任任（註：小說中的女主角）沿著相思林走，她趕上傍晚六點的選修課，意外發現相思林的樹枝上掛滿白色的長形布條，每隔數公尺就有一段，布條上寫著「祭文」、「弔死唁生」、「還我相思林」的字眼。

天空泛著紅紫交雜的怪異顏色，任任好像聞到了暴風雨的味道，風吹動著凌亂的白布條，那樣簡陋，粗心地被懸掛，就像隨時能吹蓋到任任臉上的覆屍布，膽小多心的她頭皮發嘛。

快走到了學校後門的時候，她看見五、六個男女學生坐在樹下，頭綁著白布條，模樣狼狽但神態嚴肅

任任不知不覺停下腳步，她想到這些學生是在抗議學校砍伐相思林的事，校方為了蓋綜合大樓，決定使用部份相思林土地（郭映君，1997：146-147）。

1993年4月14日，行政會議正式通過興建綜合教學大樓。

同年5月，綜合教學大樓正式動工。

1995年4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新綜合教學大樓空間代號為「T」。

11月15日，行政會議通過依據綜合教學大樓捐獻人--經濟系賈培源校友及其服務機構花旗銀行之建議，將中間一棟命名為「家淦樓」，以資永久紀念嚴前總統家淦先生。

一曲相思夢未了

阮大年校長認為整個興建綜合大樓的決策完全符合程序，但和第一次「相思林事件」一樣，制度程序本身就是被質疑的對象。

學生最強烈的質疑，來自於學校對於校園空間的發展，完全缺乏長期整體的規劃。事實上阮大年校長上任後，有感於整體校園規劃的重要性，在1992年8月即依建築系建議，成立「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小組」擬定整體校園規劃計畫，因此才會承諾學生：綜合大樓將是東海最後一棟沒有經過整體性規劃而興建的校舍。

但既然學校早已在進行整體性的校園規劃計畫調查擬定，為何「綜合教學大樓」不能等待「東海大學校園規劃小組」完成規劃報告後再行提案、動工呢？即使是純粹從行政運作便利的角度來思考，如此做不是可以有效降低學生對整個決策過程的憤怒與質疑嗎？這裡牽涉到伴隨興建綜合大樓而來的一筆教育部補助款。阮大年校長在面對學生的質疑時曾表示：

這是筆好不容易向教育部爭取到的補助，不趕快動工便會被收回去

（柳琬玲，1993.10.14）      

在311公聽會上，負責報告的校方代表亦坦承搶建綜合大樓是為申請教育部補助款：

［公聽會上］專家說，其實他本來也不想蓋在相思林地上，而且本來對於校園長期規劃方案他也不喜歡此事，只不過阮校長為了申請教育部的一億九千萬經費，一定要趕在六月開工，所以不得不趕出一份「假的」設計圖，交給教育部以便應急，同時東海教室實在不夠用，於是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假的」給教育部，又能「真的」對東海的教學空間有所幫助（陳政亮，1993）

支持興建綜合大樓的濁水溪社亦於《快訊》中表示：

從資金運用的考量而言，興建綜合教學大樓方案之確定馬上可以為東海籌集一筆來自教育部一億九千萬的貸款補助。阮校長做此一方案之決定，必然從整體角度旰衡擘劃。某些犧牲是必將有的，但若所得的回報數千甚或數萬倍於東海大學，公平正義必將因少部份的犧牲長存而永新（濁水溪社，1993）

雖然東海大學師生咸認校園景觀乃是學校的重要資產，但是為了學校未來的發展，東海校長必須犧牲整體的校園規劃以保住教育部的補助款。這裡面顯示出校園空間問題和台灣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間的關連：

由於私立大學之學雜費受教育部所設定高低標收費標準之約束，又難以向教育部申請到足夠的補助，使得私校辦學時財務上捉襟見肘。遇上不具教育理念之堅持的校方行政人員，便往往大鑽旁門左道以圖一時之高枕無憂：擴大班級人數、加設系館、加設夜間部、設立各種名目之進修班。這些非有遠見之教育家所能採取的應急步驟，往往隨之而來的是教育品質的迅速惡化。（柳琬玲，1993）

因此在「綜合大樓事件」中，除了延續第一次「相思林事件」中對決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批判外，還加上了對於高等教育日益走向功利化、實用化的批判。侯念祖於「綜合大樓事件」結束後，將兩次發生於相思林的校園空間運動中，校方對外的說詞進行對比，認為其中顯示出整體高等教育功利化、實用化的趨向：

民國六十九年，東海校方根據「私立學校法」的規定法，將這塊的土地，以相互贈與的形式，換得了郵政總局的四千萬元，而這四千萬元的，是計畫用來興建「中正紀念堂」。

第二次的相思林保衛戰則是發生在今年（註：1993）三月，由於校方宣布將在「靠近」相思林的土地上，興建綜合教學大樓---事實上，也將有不少相思林將因此而消失，憤怒的東海學生為此舉辦的第一場的說明會，阮大年校長也到場作了說明，他不解的問：為什麼大家每天吃猪肉就不會怎樣，一但樹被砍了就哇哇叫，這次相思林變成了猪肉。所以正如同人為了需要吃猪肉一樣，相思林為了蓋房子的需要，就應該被砍，相思林的存在是為了死亡。

…現在讓我們細細的品味這兩句話這樣的觀念：「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無使用價值」，「為了吃猪肉的需要可以殺猪，為什麼為了蓋校舍不能砍相思林呢？」

…另一方面，賣地所得的收入其用途是用來興建龐然醜陋的「中正紀念堂」。於是我們終於可以明白，原來是否與教學直接相關，或是否具備使用價值，這兩者的判準乃是在於：是否是明顯可建的校舍硬體建築！而另一句名言--「相思林等於猪肉」，背後所隱含的意義，不也正是這樣的一個邏輯嗎？而隱身在這樣的邏輯之［後］的，竟然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實證主義的、功利主義式的思考模式。

…當然東海的問題絕不只是東海的問題。在功利化、實用化與物質化傾向強烈的台灣社會，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不都是具有這樣的性格嗎？大學的發展重商工而輕人文，重近利而無遠見，這等教育的養成過程只是為了訓練出一批批的專業人員，而精神的、全人的教育理想，也只有到焚化爐裡的歷史課本中去找尋了。（侯念祖，1993，10月）

如同第三章所述，東海創校時期的校園規劃，被認為體現了創校時的教育理念。因此對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和關於學校未來發展方向、高等教育的價值意義等問題經常是結合在一起的，這在70年代《大度風》、《東風》等校園刊物的內容中就可以看到。

在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結束後的學生刊物內容中，雖然有所討論，但主要仍是以對決策過程的批評為主。而在「綜合大樓事件」中，關於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方向的反省開始成為重要的課題。

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學生要的不只是一座美麗的校園和更多的決策參與權力，他們喊出和60代歐美學生運動類似的聲音--要求一個全新的高等教育。而這樣一個對未來的呼求，在東海特殊的歷史情境下是弔詭地以對過去的懷念而表現的：

這一串動人的信念，而今安在？當初創校的人無論有多少宏大的理想終究也是擋不住時代的洪流的；因為在今日的任何一所大學裡，沒有任何一所是如此做，包括東海在內。

今日的大學要培養的是有技術的人，是要徹徹底底的白領階級，要造就能為各大公司所用的人，而非能夠投入生活的人，今日的大學愈來愈發展，規模愈來愈大，就愈像是一所超級的補習班，或是職業的訓練所；而也不管訓練所中有多少談情說愛的故事，但是學生只是要學習如何降格去適應社會，而不是學習如何去創造新的理想。

東海創校的精神宛如昨日之夢。

有些學生們卻仍然往此夢想艱苦的挺進。

…如果說兩年前的保衛相思林遊行是學生對學校強悍的爭取：學生對於校內任何事務要有一個原則性的決策權的話，那麼此次相思林事件正是學生反省教育是什麼的開始（陳政亮，1993）

從1990年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後，不斷頻繁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變成連東海大學校方都無法否認的事實。甚至必須在《東海大學發展白皮書》中，以專門章節討論「校園規劃與土地利用」問題。但校方對這些事件成因的解釋卻是非常簡單的：

東海校園林木扶疏，人文氣息濃厚，根據統計，第一志願選擇東海的學生，百分之四十是因為本校具有美麗的校園，學生對校園景觀的規劃也因此有較強烈的意見（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1998：38）。

但是考察東海師生強烈的校園景觀認同感的形成，其實是在70年代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的爭執的情境中產生的。同時在90年代頻頻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中（所謂「較強烈的意見」），最晚從「綜合大樓事件」開始就已跳脫單純維護校園景觀的目的，而指向對整體高等教育價值和方向的反省。

從70年代到90年代，因著校園重大工程建設以及景觀變更而起的各項爭議中，居於核心地位的矛盾並不是校方或一般同學所想像的：「景觀VS發展」的衝突，而是對於理念的不同觀點，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同的校園發展想像的衝突。

阮大年校長上任後的第一場仗，就在對「高等教育是什麼？」的探問中落幕。然而相思林的惡夢並未就此完結，勝利的果實將要變成苦汁，讓往昨日之夢挺進的學生飲下…。

（引自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論文「以相思林之名--東海大學校園空間運動史(1987--2005)」，李杰穎，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