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變革交叉口，東海面臨抉擇

文◎葉守禮

東海大學創校至今的發展，簡直就是台灣社會變遷的縮影。1955年，聯董會懷抱著建立一所新型態的基督教大學的夢想，聚集中國大陸前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基礎與能量，在荒涼的大度山上打造了東海大學。

求真，篤信，力行，師生共住校園之內，自由學風迴盪唐式建築之間，漸漸地，乾硬結實的紅土長出遍野的相思樹，路思義教堂成為全東海人的驕傲。七零年代後，東海失去了維持菁英教育的經濟基礎，被迫重新適應環境。在尋找屬於自己道路的過程中，許多政策被扭轉，學生人數從六百人增加到一萬五千人，社會大眾對於東海的印象，慢慢也只剩下了美麗的校園，作為一個時代褪去的記號。



在那年代，修道院般與世隔絕的東海，實際上一樣無法擺脫體制的籠罩。雖然創校初期就確立了校園民主的信條，但是東海其實並不民主。 許多學生意識到這點，於是開始行動，一開始是匿名的地下刊物，然後是公開的說明會，而在解嚴的那瞬間，校園內各異議性社團也同時成立。各種學生運動與校園民主思維風起雲湧，許多教職員也站在學生這邊，各方的訴求均指向一點：「要求成立具有代表性的學生自治組織。」

這項訴求在校園內持續發酵，校方的反應也非常快速，立刻召開了「新學生自治制度代表大會」，也就是學生會的制憲會議，只用不到九個月的時間，決定了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國家政府架構，就是現在由行政中心、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三權互相制衡的學生政府，取代過去負責統籌全校性活動的「學生活動中心」，並把過去負責維護學生權益的「生促會」併入行政中心的六部二處之中。1989年5月18日，東海大學舉行了第一屆學生正副會長選舉，投票率高達48.7%，彷彿為台灣的校園民主下了一成功的註記。

但是光靠熱情，是無法運作一個政府的。就如同當年大多數學生社團在退出制憲大會時所表明的：由校方主導制訂的學生會章程，從根本上就侷限住學生自治的範圍，學生能真正掌握的事情其實很少。學生管理學生的事是最基本的權利，這種程度的自治遠遠扯不上校園民主。理論上學生會的位階與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同級，事實上學生會卻連嚴格意義上的監督都沒有力量，只比一般同學有多一點反映意見的機會。

而學生議會，從第一屆就開始流會，令行政中心大傷腦筋。偶爾也會有完全相反的例子，如第九屆學生議會就和行政中心鬧翻，導致預算審查徹底停擺，連極富盛名的「東海表演藝術月」都被迫停辦，而身負調解功能的評議委員會，卻幾乎沒有發揮作用。學生內鬥，大大削弱了學生對於學生會的信任。

東海學生會的運作幾乎從一開始就遭遇瓶頸。雖然由於資源聚集的緣故，全校性的活動辦得越來越大，但是距離學生會成立的宗旨 ─ 校園民主和學生權利，卻越來越遙遠。其實這並不只是東海獨有的問題，全台各大學的學生會，都在無邊無際的行政黑洞中打轉，成為「超大型服務性社團」。

時代在變，東海不得不變。五十四年前，曾約農校長在創校典禮時說：「開創將是我們的格言。」東海並不怕變。關鍵在於，東海大學如何在台灣高等教育職訓化、商品化、浮濫化的浪潮之中，站穩腳跟，在全台一百六十九所大專院校之中，以一所現代大學的身分與高度，對這座滋養我們的島嶼，提出超越性的貢獻。「請讓我們謹記著大學先驅性對社會的重要，並藉此顯現出大學之社會性存在的價值，精神上的守殘抱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東風》40期，1973)」

從解嚴到今天，儘管經歷了兩次政黨輪替，台灣的民主依舊有很長的路要走。東海學生會和台灣一同走過這二十年，除了先天不良的組織架構，最痛心的還是同學們的漠不關心，這才是校園民主的致命傷。民主的問題永遠要回到人民身上。不管怎麼樣，大學生們對於學生自治的想像過於貧乏，執著於模仿國家體制的政治運作模式，看似有模有樣，實際上外強中乾，才是使學生會失去進步動力的原因。

校園民主的關鍵議題，並不在於爭論學生究竟有權力去管理自身事務的哪一部份，權限大還是權限小？而在於學生到底擁有多少力量，能夠去影響校園政策，以及有沒有一種制度能夠保證學生的聲音暢通無礙！

今天東海的學生自治已經山窮水盡。如果你問，東海該往哪裡去？學生會該往哪裡去？我們的答案是：打破既有的框架，以民主的原則，重新開啟討論。未來的可能，有無限多種，但絕對不是現在的官樣答案。得過且過是埋葬未來可能性的殺手。東海的未來，每一位東海人都有責任，正等著我們去創造。